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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时代: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医学理念趋向融合。

2017年09月13日 25281人阅读 返回文章列表

传统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整天观念包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和人与外界环境(社会和自然)的统一性两个方面。就是通过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腧穴学说、气血津液学说、四诊八钢学说等等,将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情绪心理、四季变化、气候地域,生活工作环境等病理各方面与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疾病病因和预防、疾病康复和转归等各个方面统一为互相影响、互相牵涉、甚至互为因果的一个整体。


辨证论治,本质上就是治疗个体化,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同病同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异病异治。
      

这也是传统中医学特有的医学理念。这和西医曾经的以系统、器官、组织、分子等为标志的,以越来越细化为特征的“解剖”为方法的医学理念迥然不同。
      

然而,现代医学的发展,特别是现在分子生物学、分子诊断学、药物基因组学、人类基因组学的飞速进步,特别是由于个体化基因测序、蛋白组学、代谢组学及分子影像学的成熟,现代医学越来越向整体化、个体化发展,从医学理念上来看,显示出明显的和传统中医学趋同的趋势。这个趋势,可以先简单地从以下几个事例得出结论。


一、大肠和大脑。

 最近一项由UCLA的研究者们作出的研究揭示了患有肠道应激综合征(irritablebowelsyndrome,IBS)的患者其体内肠道微生物组与大脑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第一次揭示患有IBS的患者肠道微生物组与大脑参与处理感受信号的区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大脑产生的信号能够影响微生物组的构成,而微生物分泌的化学物质又能够反过来塑造大脑的结构。此外,研究者们还对儿童外伤,大脑的发育以及肠道微生物组结构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此前在小鼠水平的研究表明肠道的微生物能够调节大脑的功能以及行为,同时大脑产生的信号也能够调节肠道微生物的组成,然而,直到如今,仅仅有一项人体水平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
(StudyshowsassociationbetweengutmicrobesandbrainstructureinpeoplewithIBS)。


二、情绪、心理和胃肠道疾病。

人们普遍认为,情绪能够直接影响胃部功能,早在1915年,哈佛大学的生理学家WalterCannon就指出,当动物受到惊吓时其机体中胃部功能就会发生改变,当然,相同的情况也会在人类中发生,那些压力较大的人通常都会出现腹泻和胃痛的症状。
     

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或许是大脑和胃肠道系统之间沟通交流所致,人类肠道中生存着100万亿个细菌,这些细菌也是大脑-肠道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最近关于二者的关联性研究就让研究人员利用沟通疗法和抗抑郁药物来治疗患者的一些慢性肠道问题,研究者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高速大脑对肠道的错误进行修复来干扰两个器官之间的交流机制。
      

有研究就发现,“沟通疗法”(talktherapy)能够帮助改善抑郁症,并且改善胃肠道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而抗抑郁药物则对肠道疾病以及患者所伴随的焦虑及抑郁症状均有有益的效应。
(新闻阅读:Thebrainandtheguttalktoeachother:howfixingonecouldhelptheother)。


三、心理-大脑-大肠-皮肤。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发现皮肤健康受肠-脑-皮轴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皮肤疾病与精神疾病具有共病性,基础和临床研究发现精神心理因素对皮肤病发病有影响作用。如心理应激会加重多种皮肤疾病,特别是特应性皮炎、银屑病、脂溢性湿疹、结节性痒疹、扁平癣、慢性荨麻疹、斑秃和瘙痒等。此外,肠道微生物可影响皮肤疾病的发生,并且精神状态与肠道微生物状况可反映皮肤健康状况。反之,皮肤状况也可作为精神状态和肠道微生物状况的评估参照。但是,皮肤疾病、精神疾病与肠道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金锋研究组通过研究发现:患有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群同时患有皮肤问题的比例非常高,通过检测肠道微生物组成发现这些人的肠道共生微生物的组成与健康人存在明显不同。在实施了针对肠道微生物的干预措施后,随着肠道共生微生物良好状态的恢复,患者的精神状态和皮肤症状均会随之改善。科学家将肠道状态、肠道微生物以及心理疾病与皮肤疾病的关联称作肠道-大脑-皮肤轴(简称肠-脑-皮轴,gut-brain-skinaxis)。

四、VEGF-VEGFR通路及恶性肿瘤靶向治疗。

VEGFR基因的发现是在1990年,日本科学家涩谷等VEGFR-1。紧接着人类基因组中存在的另两种VEGF受体VEGFR-2、VEGFR-3也被发现后,经基因敲除研究证实,介导血管新生作用的主要是VEGFR-2。即使如此,大量研究显示VEGFR-1仍是肿瘤治疗的重要靶点。至于VEGFR-3,研究证实其主要与淋巴管生长以及肿瘤的淋巴转移相关。当前国际上用于晚期NSCLC治疗的抗血管生成药物中,抑制VEGF的贝伐珠单抗是首个药物。另有2个抗血管生成药物Nintedanib和雷莫芦单抗(Ramucirumab)也在国际上获批用于NSCLC的治疗。  而在转移性结直肠癌方面,抗血管生成治疗已经成为标准治疗手段。贝伐珠单抗、阿柏西普、瑞格非尼和雷莫芦单抗在不同线治疗结直肠癌时PFS和OS都有显著的延长。  晚期胃癌领域是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的另一个热点,虽然贝伐珠单抗在AVAGAST研究中未达主要终点OS,但雷莫芦单抗在REGARD和RAINBOW中均使OS延长,瑞格非尼在INTEGATER研究中仅延长PFS而OS并未延长。国内开发的阿帕替尼对于三线及三线以上晚期胃癌患者,主要终点中位OS和次要终点中位PFS分别较安慰剂组延长1.8个月和0.8个月,并且可有效控制肿瘤进展。贝伐珠单抗联合干扰素α治疗转移性肾细胞癌、联合紫衫类药物治疗宫颈癌,还有乳腺癌、恶性胶质瘤等等。标准的异病同治。


五、HER2抑制剂。

HER2抑制剂主要用于HER2阳性的乳腺癌和胃癌,所谓HER2阳性指的是免疫组化(   ),或者HER2免疫组化(  )但FISH检测为阳性。那些,免疫组化( )或者(-)的病人,其实都是HER2阴性。
      

对于HER2阳性的肠癌,有小规模证据提示:赫赛汀 拉帕替尼 化疗,也就是2个HER2抑制剂联合1个化疗药,貌似有一定的疗效;对于HER2基因激活突变(比如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等)的肺癌、胆道肿瘤,使用赫赛汀、阿法替尼等HER2抑制剂,目前也有成功的报道。


六、季节和肠道微生物。

Science:科学新发现!人类肠道中的微生物随着季节发生而变化。来自“人类食物工程”的JeffLeach及其团队用一年多时间收集了生活在坦桑尼亚的350名哈扎人的粪便样本。发现,哈扎人的微生物组是季节性的,全年会有一个变化周期。多样性在旱季达到顶峰。此时,普雷沃氏菌变得尤其丰富。而年度波动最大的细菌通常不是出现在拥有西方生活方式的人群肠道中的菌株。
      

来自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WillemdeVos表示,研究人员曾在农业文化中观测到肠道微生物组的季节性变化,但关于哈扎人的最新发现是首次探测到年周期变化。他预测,微生物组可能在拥有季节性饮食的其他人群中出现循环模式,包括食用季节性产品的我们。(《科学》:原标题:Science:肠道菌群随季节改变)。


七、时钟基因和生物节律。

1977年,第一个哺乳动物的时钟基因Clock基因率先在小鼠中克隆并定位,开启了时间生物学研究的新纪元。已经证明,时钟基因涉及到中枢时钟的控制机制。在多组基因的相互作用,通过时钟基因的转录或翻译调控的正性和负性反馈环进行控制,调节昼夜节律。哺乳动物的节律振荡器位于下丘脑的视交叉上核,其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和自律性神经系统调控外周生物钟的活动规律。外周器官,比如肝、肺和肾,也有自己的节律振荡器。中枢和外周的节律振荡器共同构成一个生物学网络,协同对机体的昼夜节律进行调控。而人体的生物节律紊乱和许多疾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由此延伸出的抗癌药物时间药理学发现,化疗药物、分子靶向药物在人体内都有昼夜节律波动的特征。人体和自然界的时间节律的相关性前所未有地得到确认。


八、PD-1/PD-L1抑制剂。


1.什么是PD-1/PD-L1?

PD-1全称programmeddeath1(程序性死亡受体-1),是一种由268个氨基酸组成的I型跨膜糖蛋,具有PD-L1及PD-L2两个配体,PD-L1、PD-L2与PD-1相互作用能够抑制T细胞的活化。其中PD-L1与PD-1的相互作用在抑制T细胞体内反应中起主导作用。
      

PD-L1mRNA广泛表达于人类正常组织和器官中,然而,PD-L1蛋白在人体正常组织细胞却很少表达,因为正常生理条件下,PD-L1mRNA的表达受到转录后调控。
      

然而,PD-L1蛋白在多种肿瘤细胞的细胞膜上大量表达。表明PD-L1选择性地表达于肿瘤组织中,且其表达与肿瘤微环境密切相关。PD-L1在多种实体瘤患者的病灶部位高表达,且高表达PD-L1的患者预后差,生存率低。PD-L1在直肠癌、乳腺癌、肾癌、卵巢癌、恶性黑色素瘤、食管癌及鼻咽癌等肿瘤病灶高表达并与肿瘤的大小、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等情况相关。
      

2.PD信号通路介导肿瘤细胞免疫逃逸

在肿瘤微环境中,PD-1/PD-L1相互作用可以抑制淋巴细胞增殖和活化、诱导抗原特异性T细胞凋亡、抑制DCs的作用,介导免疫抑制。
    

在正常免疫系统中,PD-L1的生理作用是避免炎症的扩散并限制组织损伤的范围,在维持正常机体保护性免疫和免疫耐受的平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肿瘤微环境中,PD-L1表达上调,在肿瘤细胞中与PD-1相互作用,阻碍了效应免疫细胞杀死肿瘤细胞,作为一种负反馈调节机制抑制肿瘤的免疫,造成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
      

3.PD-1/PD-L1抑制剂在抗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自FDA已经批准pembrolizumab用于黑色素瘤的治疗,批准pembrolizumab及Nivolumab用于NSCLC二线治疗。
      

德国默克公司与辉瑞共同研发的免疫疗法新药Bavencio(avelumab)上市,治疗罹患转移性梅克尔细胞癌(metastaticMerkelcellcarcinoma)的成人与12岁以上儿童,未经先前化疗治疗的患者也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avelumab是FDA批准的首个治疗这一疾病的疗法。
      

Tecentriq是罗氏的PD-L1抗体,就是MPDL3280A,也叫Atezolizumab,已经被FDA批准用于治疗晚期的膀胱癌。

总结。除了上述所举的事例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例,都从不同方面证明了,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趋向全身组织器官是一个整体,趋向重视人的心理、情绪变化对生理、病理、治疗和疾病转归的影响,趋向人与自然是一个整天,趋向人和社会是一个整体,趋向个体化治疗的同时,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因时而治,因地而治,因人而治的变化更为明显,这和传统中医学理论在医学哲学上具有明显的趋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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